没听过不要紧，“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总听说过吧？
‘铁血大宋’别的不行，但培养文官士大夫，确实是没的说的。
神宗变法时期，那时候的文官士大夫，也不是没有看出青苗法的弊病的。
虽然按理说，这样不需要加重农民的负担，通过金融行为就可以实现两成的官府财富增值，这怎么看都是好方法，但当时很多人都反对。
“大害莫如青苗、免役之法，阴困生民，茶盐之法，流毒数路。”——《续资治通鉴·宋纪·宋纪七十九》
“先帝爱民之意本深，但王安石立法过甚，激以赏罚，故官吏急切，以致害民。”——《续资治通鉴·宋纪·宋纪八十三》
反对青苗法的还有苏轼，司马光，富弼，韩。韩好男等人。
这些官员的名声在历史上除了韩好男，其他很少有恶名，他们往往都是名臣或是能臣，为什么都反对青苗法？难道只用一个保守落后的词语就能解释吗？
那问题出在哪里呢？
王安石认为这是好法，理由是李参实践之后是成功的，其次，这对老百姓也有很大帮助，因为可以帮他们贷到钱了，整个设想和逻辑没有任何问题，不管是初心还是构想应该都是有效的。
在蹇义和茹瑺看来，这跟姜星火提的“士绅一体纳粮”是一样的。
想法都是好的，都是为百姓考虑的。
但是好的想法，就能实践下去吗？
“士绅一体纳粮”跟青苗法，在蹇义和茹瑺这种国家重臣的角度看，有两个同样的问题。
完全可以用青苗法，来类比“士绅一体纳粮”。
第一个，借贷人是农民
能向官府借钱的不是有钱人，也不是地主富户，只能是贫苦的农民。他们有什么问题呢？
农民懂得金融知识吗？
肯定不懂。
那他怎么能在青黄不接的时候进行评估自己的粮食剩余最终能值那么多钱？
别说是农民，就算是经济学家未必能测得准粮价，因为丰年粮价自然跌，荒年自然涨，粮价会随着市场剧烈波动。
老百姓觉得今年年成不错，他们以去年粮价为准去贷，结果今年大家都不错，粮价跌了。
如果只交粮食，不换算成钱，那么丰年和欠年的影响不大。现在都换成钱，就会变成老百姓需要承担粮价波动造成的损失。
你想想看本来平准粮价的钱现在用来放贷，那粮价的波动是大了还是小了呢？这就好比你生产产品的出口，你要承担汇率的变动，那汇率的变成急剧好还是平缓好呢？这个道理一说就明。
第二个，执行的官吏。
因为这是王安石推行的，那些想升官的官吏自然就想使本金多升值。本金升值的方式只有一种方式，那就是扩大放贷的用户，让老百姓更多的去借钱。
只要把钱放出去了，两成利息就肯定到手，为什么？
因为没有一个老百姓敢欠国家的钱不还的，他或许敢欠钱庄的钱不还，但国家的钱他断然不敢。
这样就会造成有些人不需要贷款，也被强行贷款。
王安石对青苗法的实施也是有考核的。
知陈留县，至数月，青苗令下，潜出钱，榜其令于县门，已，徙之乡落，各三日无应者。遂撤榜付吏曰：民不愿矣！——《宋史·列传·卷二百一十七》
因为没有来贷款，知县姜潜只好辞职走人。
这就是队友压力怪。
这些官吏会用强制手段去让老百姓借贷。
苏轼对于青苗法曾经写信给王安石，他的推论是这样的。
以钱贷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救民，非为利也。然出纳之际，吏缘为奸，虽有法不能禁，钱入民手，虽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纳钱，虽富民不免逾限。如此，则恐鞭箠必用，州县之事不胜烦矣。——《宋史·列传·卷九十八》
当时王安石听到之后也是默然，不过最后还是执行了。为什么还是执行了？当时河北转运判官王广廉私行青苗法最后也成功了，王安石就决定继续推广。
苏轼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情况很快就急转直下。
近畿内诸县，督索青苗钱甚急，往往鞭挞取足，至伐桑为薪以易钱货，旱灾之际，重罹此苦。——《宋史·列传·卷七十四》
因为欠收，所以官吏就逼老百姓还钱，老百姓还不出，只能找其他可以换钱的物品来换，否则就要受到刑罚，再一步加老百姓贫困。
“农民”和“官吏”这两个不可忽视的因素，这就是北宋神宗时期的名臣们为什么反对青苗法的原因。
这也是蹇义和茹瑺反对“士绅一体纳粮”的原因。
不是政策设计的初衷不好，而是因为两位尚书很清楚，朝廷的力量下不了乡，初衷再好的政策，执行起来都肯定会走样。
到最后，没准士绅就把责任摊到老百姓身上了。
当蹇义和茹瑺二人说完后，朱棣也沉默了片刻。
这确实是个无解的难题，也是政策执行层面最大的障碍。
但是朱棣并不算太担心。
在两位尚书的注目下，朱棣缓缓开口。
“姜先生总会有办法的。”
“你们的意思，是又会成为新的青苗法？”朱棣问道。